这决不是道家所特有，它是儒、道共存的思维方式，因为他们都是天人合一论的主体论者，都主张以心为主而无心物内外之分，也就是以人为主而无天人内外的对立。
但是，就道家思维的主流而言，它所提倡的自然，并不是与人相对而存在的自然界及其外部事物的性质和规律，当然也不是作为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的自然界。[2] 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地方，就那么一点点道德本心，这正是人之所以贵于万物者。
人如果能自知其性，自成其性，便能够主宰万物，参赞天地之化育。可见，明是一种自我认识，不是一般的对象认识，就完成自己的人性而言，与其说是一种认识，不如说是自我呈现。正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主体思维的一般原则，经过孟子而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样，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了自反思维的一般原则，经过庄子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人和万物之性，都来源于天道，因而是相通的。佛教中国化的过程，一方面是外来宗教思维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，另方面又是中国传统思维影响外来宗教文化的过程。
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，任何外在的知识都是有限的，也是相对的，以有生之年，孜孜向外求知，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认识，而只能产生成心。人是自然的人、个体的人，但又是具有神明之心，因而能够自我觉悟的人。臣观陛下之仁，尧舜之仁也。
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程颐写有《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》。若从事而言，不救则已，若须救之，必须变。臣以为所尤先者三焉，请为陛下陈之。原其所以然者，诚以天下之本在是，一有不正，则天下万事将无一物得其正者，故不得而不谨也。
推此数端，余皆可见，然未有大本不立，而可以与此者。在董仲舒看来，治道应该从君心之正开始：故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
今日之急务，则辅翼太子、选任大臣、振举纲维、变化风俗、爱养民力、修明军政六者是也。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，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。程颐听说哲宗在宫中起行漱水，必避蝼蚁，乃问：有是乎？哲宗答：然，诚恐伤之尔。（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，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并《中国哲学史》杂志主编，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。
应该说，利群即民本主义是儒家更根本的价值观，道德（以及政治制度）并非本诸一成而不变的天理或本心，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或生活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。[9] 陈独秀：《今日之教育方针》，1915年10月15日《新青年》1卷2号。如果君主不听谏阻，那就应该止即辞官而隐退。汉卿曰：前年侍坐，闻先生云：‘天下无不可为之事，兵随将转，将逐符行。
他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当时政治的批判，由此批判而提出实行王道的主张。宋哲宗即位后，程颐经司马光、吕公著的推荐，应诏入朝，获太皇太后的召见，被授以西京国子监教授、崇政殿说书等职。
在《论王霸劄子》之后，程颢又向宋神宗上了《论十事劄子》，就师傅、六官、经界、乡党、贡士、兵役、民食、四民、山泽、分数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，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验（同上）。犯之就是对君主的不仁进行批评。
……夫政事之失、用人之非，知者能更之，直者能谏之。这里的去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止。[2] 参见同上书，第227页。大变则大益，小变则小益。在此期间，朱熹还上有《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》，劝导宁宗，甚为恳切。其所以最重要，是因为仁政出于君主的仁心，若君心不仁，则无以为仁政。
所谓惟以一人治天下，岂将天下奉一人，这幅皇帝起居室里悬挂的对联把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。本文所述，主要是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，以显出程朱理学与君权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，并重申笔者多年来的一个看法：从民本进至民主，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。
……荆公与先生虽道不同，而尝谓先生忠信。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，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，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，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。
在此封事中，朱熹痛陈当时岌岌可危的形势：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，如人之有重病，内自心腹，外达四肢，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。[3]但他也指出：‘内圣外王一旦应用到全面政治革新的层次，便必然会落在‘得君行道的格局之内。
故人主之心正，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。但是，其内在的紧张关系一直贯穿中国的历史和儒学的发展。不见信于今，尚期信于后。[7] 同上书，第69—70页。
先生不饰辞辨，独以诚意感动人主。程颐在《明道先生墓表》中说： 周公没，圣人之道不行。
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，朱熹向皇帝第一次上封事。……荆公浸行其说，先生意多不合，事出必论列，数月之间，章数十上。
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志将以斯道觉斯民。无真儒，天下贸贸焉莫之所之，人欲肆而天理灭矣。
……是必得如卢、扁、华佗之辈，授以神丹妙剂，为之湔肠涤胃，以去病根，然后可以幸于安全。此年，召程颢为宗正寺丞，未及行而病逝。论其至理，治天下者，当得天下最贤者一人，加诸众人之上，则是至公之法。昔子陵与汉光武同寝，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。
程颐离经筵去洛阳就职后，决意辞官退隐，以保持儒者的进退之大节。若要使仁政或仁道的思想真正得以贯彻，就必须还有一个儒学所未曾明答的道，这个道就是对执政者不可不钳制之以民权。
秦统一中国后，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。正心诚意者，尧舜所谓‘执中也。
宋哲宗亲政后，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，起用新党，召章惇为尚书左仆射，将旧党打入元祐党案，司马光以下，各以轻重议罪，布告天下。格其非心，使无不正，非大人其孰能之？（《程氏外书》卷六） 从强调治道之本是君志先定，到明确提出治道之本是格君心之非，其间的思想是一贯的，但其微妙的变化却是道学家对于君主自身立志的自觉已感到失望（此不同于程颐在《上仁宗皇帝书》中所说天下未治者，诚由有仁心而无仁政尔），而君心之非正是道学家实现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。